秉承实证主义的分析式评估
实证主义力图将自然科学所取得成功的方法和模型应用到社会科学中，认为社会科学的任务是对事实的描述及解释，主张不仅要坚持科学的方法论，也要保持价值的中立。它假设在地方或社区层面，大多数社会影响是能够观察的；借助量化的资料，可以预测特定地理政治区域的社会变化。按照这一逻辑，分析式评估尝试运用科学技术和数学模型，构建稳评的指标体系和评估模型，强调基于客观数据的科学性和中立性。
在风险社会的相关理论中，也存在类似的观点。如乌尔里希·贝克在其著作《风险社会》写道：“在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的指数式增长，使危险和潜在威胁的释放达到一个以往从来都没有过的新高度。”安东尼·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指出：我们没有进入后现代性时期，而是进入高度现代性时期，出现了“现代性的断裂”。这个过程使得新的风险纷纷出现，或者隐藏在现代性的浓雾之下。同时，他认为现代性虽然降低了总的风险，但也植入了新的风险参量。
与此同时，以保罗·斯洛维克为代表的心理测量学派提出，可以使用心理学方法对风险的主观感受进行测量，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风险的可接受性”等概念。这些基础为“稳评”的实证主义分析提供了参照。在起步探索阶段，第三方评估机构、监管主体及项目责任主体评估经验不足，加之相关法律法规、制度及操作指南的不健全，“稳评”过程不规范、评估结论科学性不足等现象时有发生。在这一背景之下，相关的学术研究兴起，主要集中于两个主题。
一是评估指标、方法的规范性。利用CIM分析法对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的潜在风险因素进行测算，以识别导致重大公共政策风险较高的关键因素。从风险感知视角引入到健全“稳评”机制过程中的实现途径：基于问卷调查的定量分析、基于深度访谈的定性分析和网络舆情分析等。随着大数据理念和技术的推广，不少学者呼吁将其引入“稳评”过程中，弥补传统评估中的分析盲区和缝隙，提高评估数据收集和风险判断方法的科学性。
通过建构非干预在线评估模型，对新浪微博大数据平台收集互联网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网民的风险感知与负面情绪，利于解释和预测重大决策所面临的社会稳定风险。大数据视角下重大工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存在的“数据有限性”“挖掘能力欠缺”“信息孤岛”及“评估透明度不足”等困境，提出构建以大数据理念与工具为基础，整合“评估数据搜集与管理”“评估信息挖掘与维护”“评估结果应用与输出”三个子系统，发展“重大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评估系统”。整体而言，社会调查方法的运用对风险识别具有积极的作用，但是也存在操作不规范、样本量小、投入不足等问题。
二是评审专家的专业性、中立性。各地区“稳评”评审专家专业构成及其风险认知水平参差不齐，制约了“稳评”的规范化和科学化发展。此外，专家在评审中并非中立，受到自身利益、认知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基于建构主义的参与式评估
风险是关于未来的知识与对于我们期望的未来所持共识的共同产物，是一种认知或理解的形式；风险的严重性并不在于风险本身，而在于风险的附着对象。他们认为，现代生活中的风险并没有增加，而是感知到的风险增加了。建构主义的相关研究认为，风险具有主观性，那些构成重大威胁的社会风险都是主观建构的结果。
这类评估关注利益主体及其风险感知的差异性，强调通过与利益主体平等对话、协商的方式进行风险评估。将利益相关者分析方法引入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构建“利益相关者导向型风险评估”模型，通过利益相关者审计、利益相关者分析和利益相关者参与三个层面的整合，推动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将重大项目引致的社会稳定风险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通过吸纳重大决策利益相关者，“稳评”避免了官僚制独白式话语和无政府主义状态；同时，通过充分的风险沟通，“稳评”可利于重大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在某种程度上避免象征性执行等“失灵”现象，弥合分歧并形成共识的评估目标。
两种评估模式的比较
上述两种模式各有优劣，可相互补充。在实证主义的分析式评估中，专家与公众获取信息的不对称性，“稳评”可能陷入“信任危机”；在建构主义的参与式评估中，由于人类知识的有限性、人性的自利性与脆弱性以及个体认知风险的差异性，“稳评”可能陷入“利益冲突”困境。实际上，科学理性的垄断已被打破，基于建构主义的参与式评估模式可以在某些程度上弥补分析式评估模式的缺陷。在这种意义上，上述研究为厘清“稳评”类型的内在逻辑提供了参照。
